怒族道德概览

李绍恩

 

怒族现有人口3.1万，95%分布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各县。怒族是怒江流域和澜沧江中段地区的最早居民。贡山县的怒族自称“阿怒”，福贡县的部份怒族自称“阿侬”、原碧江县(现福贡县匹河民族乡)的怒族自称“怒苏”、泸水县和兰坪县的怒族自称“若柔”。学界认为：怒族分别源于古代的“卢鹿蛮”和“路蛮”、“浪宋”。最早记载“怒江”的是唐代樊绰的《蛮书》。元代《元混方舆胜览》卷中载有“潞江，俗名怒江，出潞蛮”，明确记载了怒族的居住地域。社会调查表明，从族称、语言、风俗习惯及一些文献记载考察，贡山及福贡的部份怒族与独龙族有密切的血缘关系；而福贡县匹河乡、兰坪、泸水的怒族在语言、风俗习惯方面也有许多相近之处。建国前，除兰坪、泸水的“若柔”外，其他地方的怒族大部分还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。怒族现有四个支系，分别使用三种语言和一种方言，无本民族的文字。目前，由云南省民族学会怒族学专业委员会牵头，正创制一种怒语拼音方案嶷试用后拟在族内推广普及。

婚姻家庭道德

建国前，怒族的婚姻制度以一夫一妻制为主，其突出的特点是配偶关系大都在同一氏族甚至同一家族内部进行，除亲生父母子女，亲兄弟姊妹之外，其它如从兄弟姊妹之间，再从、三从兄弟姊妹之间，甚至不同辈分之间均可结成配偶，这反映了怒族的婚姻仍然停留在较为原始的亚血缘族内婚的阶段。    随着父权制的形成，也出现了多妻的现象，多妻者限于少数头人、首领、保甲长及有钱人，最多者可有3个妻子，丈夫对诸妻称为大、中、小妻，怒苏语称为“米茂”、“米拉”、“米通”。在怒父权制之下，妇女的地位极低，往往被当作劳动工具或物品，丈夫可以通过“买卖”的方式将妻子售给别的男子。怒族娶妻时大都以黄牛为聘礼，女子身价的高低，往往以其是否善于操持家务、能否织麻以及容貌的美丑而定。对于姑娘的身价，长辈们往往聚在一起先作“内部评价”，认为姑娘值几条黄牛，将来有男子来说媒时，便作为向男方索取聘金的标准。现今怒苏语仍称呼妻子为“米”，含有“生火煮饭”之意，称呼儿媳为“克鲁”，含有“剥麻”之意。据此，也能反映旧社会怒族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。在怒族地区，凡死了男人，一般都以其身分和地位的不同而决定吹响竹号的次数，吹竹号表示对死者尊敬和送别。若死者是妇女，则一律不吹竹号，有则谚语道出了这一道理：“斧子不能剖篾，青蛙不能上树；母鸡不能吃盐巴，女人讲不来道理”。 

一般而论，怒族男女青年在婚前有较多的恋爱自由。旧时兰坪县兔峨地区的怒族在婚前还有试婚的阶段。每当夜幕降临，男女青年们三三两两陆续来到称为“淆淹”(意为闲置的房子)的处所谈情说爱，甚至可以留宿。有的怒族地区还保留有原始群婚残余现象。在福贡一带的一些怒族地区，新婚之夜新娘首先与舅舅跳一种类似交媾的舞蹈，尔后才能与其他人跳舞，这也是合乎伦常的，应当声明，群婚遗俗，建国前夕已完全绝迹。

建国前，在贡山怒族中转房制也很盛行。女方比男方大10岁、20岁也都可以，女方被当作一宗遗产由男方继承，正因为如此，在贡山怒族中妇女守寡的现象是很难见到的。

在历史上，怒族社会虽已出现了贫富悬殊，但一般情况下，怒族男女青年在选择配偶时并不追逐地位、钱财，只要通过自己的接触、观察后感到合心合意，就不管其穷富，总是诚心诚意地去追求。因为他们认为“江水再清也含沙，富人再美也手懒”。怒族男女青年十分鄙视达官头人之子弟，因为他们给人们的印象是好吃懒做、行为不端。当然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私有观念的逐步确立，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也随之发生，迫使许多男女青年相爱而不能结合，酿成了不少社会悲剧。有一首歌谣唱道：“我想去的那座山，山顶却积满了白雪；我不想去的那座山，阳光又照得明亮”。道出了不能与自己情投意合的人结合，而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结成终身伴侣的苦衷。

按照传统观念，新婚夫妇在举行婚礼后的3天之内不能同居，只能各在1名同性者陪伴下，分居于同一房子内的两张床上。

在怒族家庭里，分工是明确的：男子一般承担开荒、犁地、砍柴、背水等重体力劳动；女子在农忙时也参加部分田间劳动，但主要从事舂米、煮饭、织布、养育子女等家务劳动。

在怒族小家庭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表现为父亲是一家之长，一切大小事情由父亲说了算；若父亲亡故，长子即是一家之长，一切由长子说了算；父在世，子不能留胡须；兄未婚，弟不可先兄而婚；父母年老丧失劳力，子女则尽心诚意地赡养父母，直至寿终正寝。这些规矩直至今日仍在奉行。长子成家后与父母分居，父母的家产主要由幼子继承，与此相适应，父母年老后赡养的责任由幼子承担；无子嗣者可招养子，养子为旁系亲者居多；有女无男者，可招婿入赘，入赘者需更改姓氏。无论养子或独女，都享有财产继承权。

夫死，妻须戴孝磕头，妻死，夫不戴孝不磕头；子女不能在父母面前说丑话、放屁；子与父、女与母不能同时与他人对情调唱情歌；媳妇不能随便到公婆居室里走动；年轻人不能在父母长辈面前跷二郎腿；公公不能进入媳妇居室、公公与媳妇不能相对而坐、不能同坐一条凳……这些道德规范至今仍在约束着人们的行为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怒族地区的婚姻家庭道德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，很多陈规陋俗已被破除，新道德、新风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占居了主导，婚姻自由、一夫一妻、夫妻互敬互尊互爱、男女平等，贯彻和执行婚姻法、计生法已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。

社会公德

在怒族的社会生活中，有许多千百年来积淀而成并世代传承的道德规范，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一些：

热情好客。当客人来到怒家的木楼时，就会受到如同亲人般的接待，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款待。怒族同胞把家中来客当作是一件最体面的事情。如果客人表现出这也不要那也不吃，这在主人看来是极不愉快的。一般情况下，客人在时不扫地，以免灰尘弄脏客人，也不上楼顶，尤其妇女不能上楼，以示对客人的尊重。尊敬老人。老人面前不跷二郎腿；给老人、长辈盛饭或倒茶、斟酒须躬腰并用双手拱送到面前；动物的脑、头、心、肝、肾、肚毫无例外地给老人、长辈享用；路遇老人时，先让老人通过，绝对不能抢道；家里设宴时，把村中的老人邀来，并由老人首先开席，有故不能来者，派专人将酒食送去；劳动中，仅要求老人做一些轻便的力所能及的事，年事高者可完全脱离生产；某家有寿星，被视作是全家族人的光彩；老人在场时，男女青年不能开玩笑。

团结互助。怒族村里从来都是“一家有肉大家吃，一家有酒大家喝，一家有事大家帮”，若村里死了人，则全村男女老少都出动，有的带酒、钱，有的带粮食、柴禾和松明，相互帮助接济，聚在死者家里共同哀悼死者；若是某家盖房子，也是全村出动，有劳力的出劳力，有手艺的献手艺，一间屋子不要多少功夫也就建好了；村里有人结婚，这便是全村人的喜事，届时，全村人都会紧张而有秩序地合作，外地人若赶上这样的场合，还真的分不清谁是主谁是宾呢。

关心鳏寡孤独者。对丧失劳动力的孤寡老人人们会争着帮助和赡养；对贫困者，大家都会给予接济，故怒族社会中自古至今没有一个乞丐。

轻视女性。怒族在早期对妇女是十分尊重的，人们认为不论谁都由母亲所生，在古代氏族部落之间械斗时，双方规定不允许杀害妇女与儿童。双方正处酣战之时，只要一方妇女站立于中间，已搭上箭的弩也随之收回。如有一方之人不慎杀了妇女或儿童，便会遭到交战双方共诛之，将凶手及全家人和近亲斩首杀绝。怒族地区轻视妇女、男尊女卑那是后来的事。轻视妇女的陋俗现在也有，但没有旧时突出，主要表现为：妇女不能上席陪客；家中大事妇女说了不算；妇女的衣裤禁止挂晒在高处；妇女的别称叫“木耳”，意为依附男人而生存；出猎碰到妇女则认为不吉利；妇女不能触摸男人肩膀以上的部位；妇女一般情况下没有财产继承权；妇女不能从男人们的劳动工具之上跨越而过，生怕招致不吉利之事。这种状况现在已有很大改观和消除。

其他行为规矩还多，如：捕获猎物，除头、皮及四肢和肝脏外，其余见者有份，大家平分；家里吃肉时，除老人的部分单独提留外，其余全家人(包括来客)一律平分，还在吃奶的幼儿也有份，此份归孩子的母亲；村里的地界和森林遭外村寨人侵犯时，村民有出面劝阻甚至械斗制止的义务，在械斗中立功和死、伤的人往往会得到表彰和奖赏；村民有保护山林和护寨神树(林)的义务，村民不得在夏秋季节上山伐木、敲石和砍柴、打板；村民不得毁坏桥梁、沟渠与驿道；凡违反上述规定者，一律追查重罚，有的还被驱赶出寨。砍柴不能到别人的坟地里，找猪草不能到人家的田地里，不能在他人的房前屋后和田地里解大小便，谁违背了这些，谁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。

此外，还有一些不成文的习惯法，比如对侵犯个人财产的裁决、对争执土地、山林与偷盗、抢妻、通奸行为的裁决，都有一些与其他一些兄弟民族大同小异的规定，对于某些疑难案件，也往往采用神判的方式来决断。

政治道德

怒族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。在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中，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、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中，怒族人民体现了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怀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中：

公元1746年参加了傈僳族弄更扒领导的反对清朝官吏和泸水土司的斗争；公元1801年至1803年参加了傈僳族农民领袖恒乍绷为首的抗清和反康普土司的斗争；1911年参加了片马抗英斗争；1917年参加了兰坪傈僳族和配三、白族施贵生领导的傈僳族白族农民起义；1928年和1932年在碧江、福贡等地，相继又掀起反抗美、英间谍传教士非法活动的斗争；1935年，福贡的傈僳、怒族等各族人民又举行联合武装起义，惩杀了上帕的设治局长等人，烧毁了设治局所有的档案、税契、债簿等，占领设治局长达一个多月，最后迫使设治局不得不下令“减少赋税；19世纪中叶以后，英、美、德、法等帝国主义分子，不断向怒江地区进行侵略扩张，他们披着“传教士”、“科学家”、“探险家”的外衣，从事各种间谍活动。他们一方面利用小恩小惠，诱骗怒、傈僳等族人民入教，借此挑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关系；另一方面又霸占耕地，强修教堂，并私设法庭，干涉诉讼和男女婚姻等，激起了怒江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恨，并连续不断地发生了冲突。如1907午，一个法籍的“神甫”在贡山白哈罗教堂，无理打骂藏族喇嘛，激起了全体喇嘛的愤慨。这一带的怒族、傈僳族人民也因田地被霸占，并被征派去修教堂，人们对这些行径怀有切齿之恨，也都纷纷拿起武器投入反抗的行列，当场杀死了五个罪恶极大的被认为法“帝国主义分子”，并焚烧了白哈罗天主教堂，此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。1937年福贡木古甲一带的怒族、傈僳族人民，焚毁了该村的教堂，不准“帝国主义分子”为所欲为。这一带的怒族人民还采取不售给“帝国主义分子”粮食、不为其带路，不让其食宿等方法，给他们以有力的惩罚；参加了营救1942年入缅作战失利而翻越高黎贡山经福贡、碧江、兰坪撤退回国的中国远征军；1948、49年一些早期参加革命的怒族干部还参加了怒江各县的各平解放斗争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怒族人民在保卫边疆、建设边疆、富民兴滇等方面又作出了新的贡献。

 

参考文献

①《怒族社会历史调查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。

②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著：《云南少教民族》(修订本)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。

③《怒族简史》编写组：《怒族简史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。

④乌丙安著：《中国民俗学》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。

⑤杨知勇等编：《云南少数民族婚俗志》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。

⑥怒江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《怒江文史资料选辑》第3辑、第14辑。

⑦碧江县政协文史资料编写组编：《碧江文史资料选辑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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